老张不能说“打工潮”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，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，但这种小有产，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，一捅就破，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。
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，环绕武汉地区，或者说扬子江流域，却大多出现了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，比如地方州县，可以用“征发民夫”的名义，让本地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武汉。
至于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了武汉，归期如何……不作太多要求。
政策非常灵活，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。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，比如四大流放地，那是万万不能碰的。
“打工者甚多，但也不是消化不了。今年尤其是土木行，用人极多，其中半数打工者，都会去‘湖南’。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，堪比长城，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，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，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，工期一到，都会选择留下，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。”
“这打工者，可有衙门管理？”
“多个衙署联合，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，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。实在是万一出现‘民变’，就是大事。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，基本没有休假之人。”
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，可以想象。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，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。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，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……楚地乡党的暴脾气，可比千几百年后的“来信砍”还要酷烈。
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……这就是现状。
也不仅仅是现状，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，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。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，也恨这种暴脾气。
“那就新组个衙门，各部门都挑人，择选标准只有一个：胆大心细。”
“是，使君。”
“先挑人，抓紧时间，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。”
“是。”
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，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，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。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，群体众多，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，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
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，也推广不了官话，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，还要见多识广。
除此之外，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，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“查户口”“查身份证”的职能。
换作别的城市，只怕早就抓瞎，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，加上中小学的成立，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、语文技能。放全国大多数地区，那都是上等英才。而在武汉，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。
旧年在沔州、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，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，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。
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，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。
整个武汉官场，要是连柱状图、数据表都看不懂，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。
五天不到的时间，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“外劳办”的办公室。
全称是：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。